哲学与时代问题

• 列宁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化策略——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研究

  冯颜利;吴兴德;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系列宁逝世后，列宁研究院为纪念和学习列宁、宣传马克思主义、维护俄共(布)统一等现实需要而编印的专题文集，着重阐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展现了列宁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化策略。该文集编印出版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研究该文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22年01期 v.43;No.234 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K]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背景、理论靶向及价值旨趣——基于劳动正义的视角

  毛勒堂;郭亭;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贯穿马克思早期至晚年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发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明确的理论靶向以及崇高的价值旨趣。雇佣劳动侵蚀劳动正义、异化劳动成为大众命运、“资本正义”话语粉饰太平以及劳动解放谋划屡屡落空的社会存在情势，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背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锋芒则指向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集中批判了“资本天然永恒”“劳资和谐一致”“资本神圣至上”等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观念。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旨趣则在于破除“资本正义”神话，破解资本运行机制，拯救劳动正义之蚀，寻求劳动解放之道。

  2022年01期 v.43;No.234 13-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2K]
  

• 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新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国哲学

  李哲罕;

  “德国哲学的危机”是已然客观发生了的。它被认为勾连于启蒙和现代性规划在“德国的浩劫”之后所遭遇的危机，个中情况非常复杂。以尤尔根·哈贝马斯与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等人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如何实现自身与之前传统的断裂性与连续性发展就成了分析和解决此困局的重点。出于“新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继往开来的特征，他们要求自身能够对之前传统进行充分的反思与批判，而非简单地重建或全然回到传统中去。这种方式不仅是他们基本的理论立场，而且也是他们的理论方法所内在要求的。德国哲学通过他们的工作走出危机，重焕生机。

  2022年01期 v.43;No.234 22-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容错机制与政党治理

• 容错机制的建构逻辑及其效能提升

  陈朋;

  容错机制是执政党在新时代着眼于释放干部队伍激励效能而作出的重要制度性设计。无论是寻求干部队伍激励机制的多要素支撑，还是对现代政党治理内在需求的正视，容错机制都蕴含着深刻的建构逻辑。基于此，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展开了积极探索，制定了多层级的政策文本。这些政策文本在2015年以后逐年增多，并且呈现出市县两级更加细致、更加注重容错与激励的耦合互动等特征。然而，关键性内容不够清晰、府际之间未能形成共识、具体组织实施部门之间具有不同认知是其面临的突出难题。这导致容错机制政策文本试图释放的激励效能等目标期待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基于此，当前亟需从实现问责与容错的合理均衡、明晰容错免责的主要标准和实施细则、兼顾多方利益诉求以形成推进合力、营造包容合作的运行生态等方面寻求有效突破，以更好地释放其激励效能。

  2022年01期 v.43;No.234 29-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专题研究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战略方向与实现路径

  周中胜;李卓;周胡迪;

  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适应“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加快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向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进行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通过内需牵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数字企业。为此，可以采取的具体路径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企业分类转型；加强数字改造提升；发展制造型服务业；精准对接国内需求。为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需建立或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优化内需结构水平、促进要素市场配置、提高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吸引国外资金技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022年01期 v.43;No.234 38-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8K]
  

• “双循环”格局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本核算与列报问题研究

  张金若;隆雨;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立创新驱动的生产模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我国面对严峻国际环境的新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助推制造业智能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伴随产业形态、管理模式、资源配置结构等的变化，企业成本结构也随之改变。在此背景下，现行成本核算体系和成本费用列报方法不再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切实引入作业成本法、变动成本法以改进成本核算结果，采用费用性质列报方法以有效加强成本管理、做出更科学的资源配置决策已经具备可行性。

  2022年01期 v.43;No.234 49-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K]
  

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专题研究

• 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的构建与完善

  刘宪权;陆一敏;

  生物识别信息是用于自动身份鉴别、状态分析与属性估计的人体生理和行为特征信息，具有唯一性、稳定性、易收集性与公利性的特征。非法获取、提供与使用生物识别信息可能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益、财产权益、公共秩序甚至国家利益的侵害。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从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源头与尾端对个人信息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刑法保护，但无法实现对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别保护。应当坚持以人格权益为中心、以预防为导向的立场完善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特别保护。在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源头，将生物识别信息在个人信息分类分级中明确定位为“敏感个人信息”,并将相关侵犯行为的起刑点设定为50条；在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尾端，将非法使用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制范围；在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将对生物识别信息的非法“持有”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制范围，以实现对非法留存行为的有效规制。

  2022年01期 v.43;No.234 60-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K]
  

• 非法取得或利用人脸识别信息行为刑法规制论

  李振林;

  人脸识别信息具备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属性，应属于《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对于非法取得或利用人脸识别信息行为，现行刑法主要存在以下规制困境：一是尚未明确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人脸识别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二是尚未对非法存储、使用、加工人脸识别信息等可罚性较高的行为进行规制。人脸识别信息实际上可以归为《解释》所规定的“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对于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人脸识别信息行为，应通过进一步明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而将其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合法获取公民人脸识别信息后非法存储的行为，可认定为不作为的非法获取人脸识别信息行为，继而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对于非法使用、加工人脸识别信息的行为，可通过扩大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非法”的范畴甚或增设非法利用公民个人重要信息罪加以规制。

  2022年01期 v.43;No.234 72-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4K]
  

刑事立法观专题研究

• 我国犯罪圈扩张的趋势及其合理控制——以醉驾的刑法治理为切入点的思考

  王志祥;融昊;

  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中犯罪圈扩张的趋势极为明显。犯罪圈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创设新罪和调整原有犯罪的罪状这两条路径进行的。犯罪圈扩张导致我国刑法结构开始出现轻重微分层的嬗变。虽然犯罪圈的扩张可能带来对公民权利的负面效果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讲，其符合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需要。犯罪圈的划定与犯罪成立和反社会行为的制裁模式密切相关。当前，从我国特殊的法治现状、国民规范意识培养、对轻微反社会行为的治理效果以及司法资源的配置等方面来看，保留并完善现行的二元制模式优于彻底替换为一元制模式。并且，还应当积极探索完善微罪的出罪路径，在犯罪圈扩张的过程中坚持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并重，协调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理性回应舆情。

  2022年01期 v.43;No.234 84-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K]
  

• 刑罚社会功能化视角下刑法立法观的反思与重塑

  马寅翔;

  积极主义刑法观与消极主义刑法观并无根本冲突，双方均存在着包括缺乏体系性思考在内的一系列共通问题。在研究范式上，两派均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刑法理念，试图借助法律系统内部的自由保障功能评判立法得失。因与立法机关对刑法的社会功能期待存在偏差，这种做法难有成效。造成认知偏差的原因在于未能站在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层面，对刑法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功能进行反思。为扭转这一局面，应重视刑法的行为规制功能，正视刑罚的社会功能化变迁。为此，在思想基础上，应放弃个人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解，接受至善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在具体举措上，应构建一套以实现刑罚的积极一般预防功能为导向的立法论研究体系。刑法立法论研究应能提供一套科学的评判标准，以实现对自身研究及立法权的放而不纵。

  2022年01期 v.43;No.234 97-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2K]
  

• 预防刑法：辩证、依据与限度

  魏超;

  对预防刑法的既有批判多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仅凭借“适用量低”难以推导出条文缺乏现实规制效果，“刑法工具主义”忽略了刑法作为社会控制手段而天生具备的工具属性。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刑法没有必要也无法全面恪守扎根于古典社会形态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刑法及其基本原则的正当化依据均在于社会契约理论，在现代社会，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刑法已经难以为法益提供全面保障，民众会为了更为周全地保护自身重大法益，在现有的基础上再让渡出部分轻微法益，故在满足宪法比例原则及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一定限度内的预防刑法完全能够得到民众的赞同，且符合时代发展之要求、保护法益之需求与社会国的基本原则。

  2022年01期 v.43;No.234 111-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8K]
  

明清近代诗文研究

• 论清赋的正统观及其嬗变

  许结;

  清赋创作数量超越前人，理论视点因康熙与乾隆两帝对赋体的倡导，并由此建构起法古以明今的赋学正统观。在康乾盛世，作为宫廷赋的创作实践，突出表现于馆阁赋与疆域赋两翼，在继承汉人京都赋与唐人闱场赋的基础上，对前朝“祖骚宗汉”及“唐无赋”说作出扬弃与重构，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辞赋创作与批评。清人赋学与正统观相契合的尊体意识，内涵了古赋与律赋、词章与经义的融织，从而完成了一代赋风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嬗变。

  2022年01期 v.43;No.234 124-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6K]
  

• 清代士人游幕的文学意义——以乾嘉时期士人的游幕为考察对象

  李金松;

  清代幕府制度采用的是延聘制，与此前幕府采用的辟署制、命官制大为不同，这使担任幕僚成为有清一代士人的职业选择。幕游不仅使清代士人开阔了视野，产生了新的情感体验，而且幕游士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幕主之间等，可以交流文学经验。因此，游幕促成了他们文学风格的转变、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学作品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幕游使士人对社会现实有极为深刻的认识，赋予了他们的作品深邃的思致、深切的艺术感染力，以及显著的社会意义。因此，游幕无论是对士人还是整个清代文学生态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学意义。

  2022年01期 v.43;No.234 137-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K]
  

• “松陵四子”并称的意义及文学影响

  于金苗;

  文人并称现象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在并称视域下，文人间的共性容易被过度放大，而忽略个人特质，且对并称的确立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学史现象关注不足。以吴中文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并称的“松陵四子”为例，这一并称关系的达成过程尚未有人详述原委，存在诸多含混不清之处。故以“松陵四子”为切入点来考察文人并称现象出现、演变过程，可对文学史中某一群体、流派、风格、文学批评等作另一维度的解读，并能打破群体意识怪圈，还原彼时文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本来面目以及并称群体之于文学、时代、文化的多维面貌。

  2022年01期 v.43;No.234 148-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K]
  

现当代文学研究

• 从通俗小说看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面影——论姚鹓雏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范伯群;

  中国传统小说、戏曲对知识分子着墨不多，现代通俗小说中，却很有些光辉的知识分子形象。姚鹓雏对知识分子的了解非同一般，在其社会小说《恨海孤舟记》和《龙套人语》中有着众多时流名士：杨了公、张謇、章太炎、宋教仁、刘师培等一时名流均在小说中得到了书写。姚鹓雏笔下的知识分子具有“功成不居”“刚正不阿”的亮色。两部小说均集中书写了饱学名流章太炎的勇而无谋、赤子之心，并以自己的才情与两部小说中的人物赵栖桐、魏敬斋相融通。这些知识分子有着许多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特色，他们成不了时代的缔造者、牢笼的破毁者，但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

  2022年01期 v.43;No.234 158-1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 范小青的“牛年变法”——论长篇新作《战争合唱团》

  栾梅健;

  《战争合唱团》是当代著名作家范小青在《大家》2021年第1期上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作者在自由状态下大胆尝试与创新的长篇新作。在艺术上，它突破了作者以往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杂糅进某些现代主义手法的写作特色，试图采用一种寓言体或者说玄幻体的描写方法。在思想内容上，它在一种悬置、虚化的背景下深入地拷问人性，直面生活的本相。其艺术创新与思想深度，显示出它在范小青创作道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2022年01期 v.43;No.234 166-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K]
  

历史学研究

• 永嘉之乱后汉国的权力结构及其变化——从后宫、前朝的联动到内朝、外朝的对立

  李磊;

  光兴二年俘获晋怀帝后，汉国政治重心转为权力结构的调整。先后构建了嘉平二年、嘉平四年两种政治模式。嘉平二年的模式是，通过与刘渊顾命大臣的广泛联姻，使后宫与前朝联动，“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嘉平四年的模式是：将五部屠各、六夷、汉人分别纳入州郡、“司隶—内史”“单于左右辅—都尉”等不同系统予以管理；创造新的主、相二元体制，“军国之事”归于相国，“杀生除授”归于皇帝；依赖内朝佞幸行使皇权，并使佞幸成为新的外戚。内朝佞幸与外朝尚书、中书、九卿间的斗争，成为建元、麟嘉年间的政治主轴。刘聪死后，靳准之变的发生是内朝佞幸势力独大反噬皇权的结果。

  2022年01期 v.43;No.234 174-1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6K]
  

• 近代海外中国文献数字化整理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樊如森;路伟东;

  晚清以降，国外官方和民间机构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进行名目繁多的实地调查和情报收集，由此产生出大量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状况的多语种外文调查文献。其中，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系列调查，持续时间长，涵盖空间广，涉及内容多，形成了卷帙浩繁的日文原始档案、结集期刊和专题著作。惜乎迄今为止，这批珍贵的海外中国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对其进行系统的数字化整理，不仅可以充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宝库，也能强化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和海上交通史等领域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精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022年01期 v.43;No.234 183-1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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